卷三 格物穷理(凡七十八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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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曰:心通乎道,然后能辨是非,如持权衡以较轻重,孟子所谓知言是也。心不通于道,而较古人之是非,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,竭其目力,劳其心智,虽使时中,亦古人所谓“亿则屡中”,君子不贵也。 伊川先生答门人曰:孔、孟之门,岂皆贤哲?固多众人。以众人观圣贤,弗识者多矣,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师,是故求而后得。今诸君于颐言,才不合则置不复思,所以终异也。不可便放下,更且思之,致知之方也。 伊川先生答横渠先生曰:所论大概,有苦心极力之象,而无宽裕温厚之气。非明睿所照,而考索至此,故意屡偏而言多窒,小出入时有之。(明所照者,如目所睹,纤微尽识之矣。考索至者,如揣料于物,约见仿佛尔,能无差乎?)更愿完养思虑,涵泳义理,他日自当条畅。 欲知得与不得,于心气上验之。思虑有得,中心悦豫,沛然有裕者,实得也;思虑有得,心气劳耗者,实未得也,强揣度耳。尝有人言:“比因学道,思虑心虚。”曰:“人之血气,固有虚实。疾病之来,圣贤所不免。然未闻自古圣贤因学而致心疾者。” 今日杂信鬼怪异说者,只是不先烛理。若于事上一一理会,则有甚尽期?须只于学上理会。 学原于思。 所谓“日月至焉”与久而不息者,所见规模虽略相似,其意味气象迥别,须潜心默识,玩索久之,庶几自得。学者不学圣人则已,欲学之,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,不可只于名上理会,如此只是讲论文字。 问:“忠信进德之事,固可勉强,然致知甚难。”伊川先生曰:“学者固当勉强,然须是知了方行得。若不知,只是觑却尧,学他行事,无尧许多聪明睿智,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?如子所言,是笃信而固守之,非固有之也。未致知,便欲诚意,是躐等也。勉强行者,安能持久?除非烛理明,自然乐循理。性本善,循理而行,是顺理事,本亦不难,但为人不知,旋安排着,便道难也。知有多少般数,煞有深浅,学者须是真知,才知得是,便泰然行将去也。某年二十时,解释经义,与今无异。然思今日,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。” 凡一物上有一理,须是穷致其理。穷理亦多端,或读书,讲明义理;或论古今人物,别其是非;或应接事物,而处其当,皆穷理也。或问:“格物须物物格之,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?”曰:“怎得便会贯通?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,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。须是今日格一件,明日又格一件,积习既多,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。” “思曰睿。”思虑久后,睿自然生。若于一事上思未得,且别换一事思之,不可专守着这一事。盖人之知识,于这里蔽着,虽强思亦不通也。 问:“人有志于学,然知识蔽固,力量不至,则如之何?”曰:“只是致知。若智识明,则力量自进。” 问:“观物察己,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?”曰:“不必如此说。物我一理,才明彼,即晓此,此合内外之道也。”又问:“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?”曰:“求之情性,固是切于身。然一草一木皆有理,须是察。” “思曰睿”,“睿作圣”。致思如掘井,初有浑水,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。人思虑始皆溷浊,久自明快。 问:“如何是近思?”曰:“以类而推。” 学者先要会疑。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曰:所访物怪神奸,此非难语,顾语未必信耳。孟子所论知性知天,学至于知天,则物所从出,当源源自见。知所从出,则物之当有当无,莫不心谕,亦不待语而后知。诸公所论,但守之不失,不为异端所劫。进进不已,则物怪不须辨,异端不必攻,不逾期年,吾道胜矣。若欲委之无穷,付之以不可知,则学为疑挠,智为物昏,交来无间,卒无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。 子贡谓: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。”既言“夫子之言”,则是居常语之矣。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,不以苟知为得,必以了悟为闻,因有是说。 义理之学,亦须深沉方有造,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。 学不能推究事理,只是心粗。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,犹是心粗。 博学于文者,只要得习、坎、心、亨。盖人经历险阻艰难,然后其心亨通。 义理有疑,则濯去旧见,以来新意。心中有所开,即便札记,不思则还塞之矣。更须得朋友之助,一日间朋友论着,则一日间意思差别,须日日如此讲论,久则自觉进也。 凡致思到说不得处,始复审思明辨,乃为善学也。若告子则到说不得处遂已,更不复求。 伊川先生曰:凡看文字,先须晓其文义,然后可求其意。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。 学者要自得。《六经》浩渺,乍来难尽晓。且见得路径后,各自立得一个门庭,归而求之可矣。 凡解文字,但易其心,自见理。理只是人理,甚分明,如一条平坦底道路。《诗》曰:“周道如砥,其直如矢。”此之谓也。或曰:“圣人之言,恐不可以浅近看他。”曰:“圣人之言,自有近处,自有深远处。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?杨子曰:‘圣人之言远如天,贤人之言近如地。’颐与改之曰:‘圣人之言,其远如天,其近如地。’” 学者不泥文义者,又全背却远去;理会文义者,又滞泥不通。如子濯孺子为将之事,孟子只取其不背师之意,人须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。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,孟子只答他大意,人须要理会浚井如何出得来,完廪又怎生下得来。若此之学,徒费心力。 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,不尔,则字字相梗。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,如“充实之谓美”与《诗》之美不同。 问:“莹中尝爱《文中子》‘或问学《易》,子曰:终日乾乾可也’,此语最尽。文王所以圣,亦只是个不已。”先生曰:“凡说经义,如只管节节推上去,可知是尽。夫终日乾乾,未尽得《易》,据此一句,只做得九三使。若谓乾乾是不已,不已又是道,渐渐推去,自然是尽。只是理不如此。” “‘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!’言道之体如此,这里须是自见得。”张绎曰:“此便是无穷。”先生曰:“固是道无穷,然怎生一个‘无穷’便道了得他。” 今人不会读书。如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”须是未读《诗》时,不达于政,不能专对;既读《诗》后,便达于政,能专对四方,始是读《诗》。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”,须是未读《诗》时如面墙,到读了后便不面墙,方是有验。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。如读《论语》,旧时未读是这个人,及读了后来,又只是这个人,便是不曾读也。 凡看文字,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,皆当思其如何作为,乃有益。 凡解经不同,无害;但紧要处不可不同尔。 焞初到,问为学之方。先生曰:“公要知为学,须是读书。书不必多看,要知其约,多看而不知其约,书肆耳。颐缘少时读书贪多,如今多忘了。须是将圣人言语玩味,入心记着,然后力去行之,自有所得。” 初学入德之门,无如《大学》,其他莫如《语》、《孟》。 学者先须读《语》、《孟》。穷得《语》、《孟》,自有要约处,以此观他经甚省力。《语》、《孟》如丈尺权衡相似,以此去量度事物,自然见得长短轻重。 读《论语》者,但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,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,自然有得。若能于《论》、《孟》中深求玩味,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! 凡看《语》、《孟》,且须熟玩味,将圣人之言语切己,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,终身尽多也。 《论语》有读了后全无事者,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,有读了后知好之者,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者。 学者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本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,则《六经》可不治而明矣。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,与圣人所以用心,与圣人所以至圣人,而吾之所以未至者,所以未得者。句句而求之,昼诵而味之,中夜而思之,平其心,易其气,阙其疑,则圣人之意见矣。 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而不知道,所谓“虽多,亦奚以为”。 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只剩读着便自意足,学者须是玩味。若以语言解着,意便不足。某始作此二书文字,既而思之又似剩。只有些先儒错会处,却待与整理过。 问:“且将《语》、《孟》紧要处看如何?”伊川曰:“固是好,然若有得,终不浃洽。盖吾道非如释氏,一见了便从空寂去。” “兴于《诗》”者,吟咏性情,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,有“吾与点”之气象。(又曰:“兴于《诗》”,是兴起人善意,汪洋浩大,皆是此意。) 谢显道云:明道先生善言《诗》。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,但优游玩味,吟哦上下,便使人有得处。“瞻彼日月,悠悠我思。道之云远,曷云能来?”思之切矣。终曰:“百尔君子,不知德行。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”归于正也。又云:伯淳常谈《诗》,并不下一字训诂,有时只转却一两字,点掇地念过,便教人省悟。又曰: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。 明道先生曰:学者不可以不看《诗》,看《诗》便使人长一格价。 “不以文害辞。”文,文字之文,举一字则是文,成句是辞。《诗》为解一字不行,却迁就他说,如“有周不显”,自是作文当如此。 看《书》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。如二《典》,即求尧所以治民、舜所以事君。 《中庸》之书,是孔门传授,成于子思、孟子。其书虽是杂记,更不分精粗,一滚说了。今人语道,多说高便遗却卑,说本便遗却末。 伊川先生《易传序》曰:易,变易也,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其为书也,广大悉备,将以顺性命之理,通幽明之故,尽事物之情,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。圣人之忧患后世,可谓至矣。去古虽远,遗经尚存。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,后学诵言而忘味,自秦而下,盖无传矣。予生千载之后,悼斯文之湮晦,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,此《传》所以作也。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:以言者尚其辞,以动者尚其变,以制器者尚其象,以卜筮者尚其占。吉凶消长之理、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。推辞考卦,可以知变,象与占在其中矣。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得于辞、不达其意者有矣,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,至着者象也,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。观会通以行其典礼,则辞无所不备。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,易于近者,非知言者也。予所传者辞也,由辞以得意,则在乎人焉。 伊川先生答张闳中书曰:《易传》未传,自量精力未衰,尚觊有少进尔。来书云:“易之义本起于数。”则非也。有理而后有象,有象而后有数。《易》因象以明理,由象以知数。得其义,则象数在其中矣。必欲穷象之隐微,尽数之毫忽,乃寻流逐末,术家之所尚,非儒者之所务也。(理无形也,故因象以明理。理既见乎辞矣,则可由辞以观象。故曰:得其义,则象数在其中矣。) 知时识势,学《易》之大方也。 《大畜》初二,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,四五阴柔而能止。时之盛衰,势之强弱,学易者所宜深识也。 诸卦二五,虽不当位,多以中为美;三四虽当位,或以不中为过。中常重于正也。盖中则不违于正,正不必中也。天下之理,莫善于中,于九二、六五可见。 问:“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,恐不是卦义。”先生云:“亦不妨,只看如何用,当储贰则做储贰使。九四近君,便作储贰亦不害。但不要拘一,若执一事,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。” “看《易》且要知时。凡六爻,人人有用:圣人自有圣人用,贤人自有贤人用,众人自有众人用,学者自有学者用,君有君用,臣有臣用,无所不通。”因问:“《坤卦》是臣之事,人君有用处否?”先生曰:“是何无用?如厚德载物,人君安可不用?” 《易》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。 作《易》,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,无不合。 今时人看《易》,皆不识得《易》是何物,只就上穿凿。若念得不熟,与就上添一德亦不觉多,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。譬如不识此兀子,若减一只脚,亦不知是少;若添一只,亦不知是多。若识,则自添减不得也。 游定夫问伊川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。伊川曰:“贤是疑了问,是拣难底问?” 伊川以《易传》示门人曰:只说得七分,后人更须自体究。 伊川先生《春秋传序》曰:天之生民,必有出类之才,起而君长之;治之而争夺息,导之而生养遂,教之而伦理明,然后人道立,天道成,地道平。二帝而上,圣贤世出,随时有作,顺乎风气之宜,不先天以开人,各因时而立政。暨乎三王迭兴,三重既备,子丑寅之建正,忠质文之更尚,人道备矣,天运周矣。圣王既不复作,有天下者,虽欲仿古之迹,亦私意妄为而已。事之缪,秦至以建亥为正;道之悖,汉专以智力持世。岂复知先王之道也?夫子当周之末,以圣人不复作也,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,于是作《春秋》,为百王不易之大法。所谓“考诸三王而不缪,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。先儒之传曰:“游、夏不能赞一辞。”辞不待赞也,言不能与于斯耳。斯道也,惟颜子尝闻之矣,“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《韶》舞”,此其准的也。后世以史视《春秋》,谓褒善贬恶而已,至于经世之大法,则不知也。《春秋》大义数十,其义虽大,炳如日星,乃易见也;惟其微辞隐义,时措从宜者,为难知也。或抑或纵,或与或夺,或进或退,或微或显,而得乎义理之安,文质之中,宽猛之宜,是非之公,乃制事之权衡,揆道之模范也。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,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,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,非上智不能也。故学《春秋》者,必优游涵泳,默识心通,然后能造其微也。后王知《春秋》之义,则虽德非禹、汤,尚可以法三代之治。自秦而下,其学不传。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,故作《传》以明之,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,得其意而法其用,则三代可复也。是《传》也,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,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。 《诗》、《书》载道之文,《春秋》圣人之用。《诗》、《书》如药方,《春秋》如用药治病。圣人之用,全在此书,所谓“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”者也。有重叠言者,如征伐、盟会之类。盖欲成书,势须如此,不可事事各求异义。但一字有异,或上下文异,则义须别。 《五经》之有《春秋》,犹法律之有断例也。律令唯言其法,至于断例,则始见其法之用也。 学《春秋》亦善,一句是一事,是非便见于此,此亦穷理之要。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?但他经论其义,《春秋》因其行事,是非较着,故穷理为要。尝语学者且先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更读一经,然后看《春秋》。先识得个义理,方可看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以何为准?无如《中庸》。欲知《中庸》,无如权。须是时而为中,若以手足胼胝、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,便不是中。若当手足胼胝,则于此为中;当闭户不出,则于此为中。权之为言,秤锤之义也。何物为权?义也,时也。只是说得到义,义以上更难说,在人自看如何。 《春秋》传为案,经为断。(程子又云:某年二十时看《春秋》,黄聱隅问某如何看,某答曰:“以传考经之事迹,以经别传之真伪。”) 凡读史,不徒要记事迹,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。且如读《高帝纪》,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。是亦学也。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,便掩卷思量,料其成败,然后却看。有不合处,又更精思。其间多有幸而成,不幸而败。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,败者便以为非,不知成者煞有不是,败者煞有是底。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,贤人君子出处进退,便是格物。 元佑中,客有见伊川者,几案间无他书,惟印行《唐鉴》一部。先生曰:“近方见此书。三代以后,无此议论。” 横渠先生曰:《序卦》不可谓非圣人之蕴。今欲安置一物,犹求审处,况圣人之于《易》?其间虽无极至精义,大概皆有意思。观圣人之书,须遍布细密如是。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? 《天官》之职,须襟怀洪大方看得。盖其规模至大,若不得此心,欲事事上致曲穷究,凑合此心,如是之大,必不能得也。释氏锱铢天地,可谓至大,然不尝为大,则为事不得。若畀之一钱,则必乱矣。又曰:《太宰》之职难看,盖无许大心胸包罗,记得此,复忘彼。其混混天下之事,当如捕龙蛇搏虎豹,用心力看方可。其他五官便易看,止一职也。 古人能知《诗》者惟孟子,为其以意逆志也。夫诗人之志至平易,不必为艰险求之。今以艰险求《诗》,则已丧其本心,何由见诗人之志?(诗人之性情温厚,平易老成,本平地上道着言语。今须以崎岖求之,先其心已狭隘了,则无由见得。诗人之情本乐易,只为时事拂着他乐易之性,故以诗道其志。) 《尚书》难看,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。只欲解义,则无难也。 读书少,则无由考校得义精。盖书以维持此心,一时放下,则一时德性有懈。读书则此心常在,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。 书须成诵。精思多在夜中,或静坐得之。不记则思不起,但通贯得大原后,书亦易记。所以观书者,释己之疑,明己之未达,每见每知新益,则学进矣。于不疑处有疑,方是进矣。 《六经》须循环理会,义理尽无穷。待自家长得一格,则又见得别。 如《中庸》文字辈,直须句句理会过,使其言互相发明。 《春秋》之书,在古无有,乃仲尼所自作,惟孟子能知之。非理明义精,殆未可学。先儒未及此而治之,故其说多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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